影意志

近年來，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行政資助五個電影團體，除了「電影評論學會」和「影評人協會」之外，其他三個團體都直接與錄像有關。這三個團體的屬性差異很大，而且各斯其職，但分別巧妙地照顧到了錄像藝術的幾個主要層面。「錄影力量」（Videopower）成立於1989年，自許為小眾媒體，辦紀錄片影展，強調社會運動的參與，以攝影機直接介入社會事件。平時為了讓更多對錄像有興趣的人掌握器材和技巧，也以提供攝影器材出借、舉辦工作坊、放映會及研討會等方式，擴大影響力。於1985年成立的「錄影太奇」（Videotage）則以錄像實驗為主，常與台灣觀眾較為熟知的「進念二十面體」、「城市當代舞蹈團」等團體合作。以跨文化、跨媒體為活動領域，除了辦放活動，也常涉及錄影裝置展覽，主要成員曾到台灣參與「高雄貨櫃藝術節」。自1996年開始，每年都與香港市政局合辦「微波錄影節」，是香港最大的錄影藝術活動，今年已是第七屆。

此次到台灣參與「數位影展」的「影意志」成立於1997年，主要成員都是獨立電影工作者。每年獲得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六十萬港幣左右的資助，除了一個無給職的負責人之外，只設有兩名全職的工作人員。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發行香港的獨立影片，並且儘其所能地將這些影片推向國際影展。由於這些影片的題材和拍攝手法的「獨立」傾向，還有他們都是以DV攝影器材拍攝的緣故，常常穫得如盧卡諾、維也納、杜維爾…等標榜獨立精神的二線影展的青睞，近年來也成為每年「香港電影節」的常客。其中余力為的《美麗的魂魄》曾獲得日本山形影展 「We Love Cinema」獎、法國馬賽影展「評審團大獎」；鍾德勝的《士丹利》獲得西班牙電影節的短片大獎。

只是直到目前為止，因為香港的電影院幾乎都沒有錄影帶的放映設備，這些作品都只能在如電影資料館的場地放映。現任的負責人，同時也是《 憂憂愁愁的走了》的導演崔允信表示，他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讓這些作品與觀眾接觸的機會，因此，即使是多數影片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公開發行的可能，「影意志」還是以發行 VCD和與DVD 的方式，將這些作品公諸於世。VCD 與DVD的發行初期是與香港知名影評人舒琪所主導的「創造社」合作。但是，由於他們的作品與「創造社」所發行的經典名片屬性不同，近年來在舒琪的鼓勵之下，開始成立自己的發行公司。很多作品在香港都有不錯的發行量和口碑，意外地為「影意志」的財源開創出另一種可能。如今，就連在台灣也偶而可以見到這些 DVD的蹤跡；崔允信甚至為自己的《 憂憂愁愁的走了》在中國大陸出現盜版而興奮不已。

雖然說些作品都是「獨立製片」，但是參與工作的，不乏主流電影的知名人士。例如李志超導演的《妖夜迴廊》，監製是關錦鵬，剪接顧問則是譚家明；陳國熹的《大你》，監製是葉童，剪接是譚家明；曾志偉則是參與黃精甫、李公樂合導的《福伯》的演出。此外，「影意志」發行的作品還包括余力為早期的作品、名影評人劉成漢的作品。

這些作品的資金除了自籌資金之外，多半都是來自香港政府的補助，以《憂憂愁愁的走了》為例，就是全數來自補助。崔允信目前是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講師。曾與許鞍華合導過《去日苦多》（1997），亦曾在香港TVB電視台拍攝連續劇。導演坦承自己在美國學電影的時後根本就看不起 DV，先前的短片《背叛》、《長途電話》等，拍的都是影片。雖然也喜歡美國導演約翰．卡薩維蒂和法國新浪潮自由形式的影片，但是必需等到看過看過Lars Von Trier 的《白癡》之後，才大為改觀。《憂憂愁愁的走了》更是讓他嚐試到 DV 自由靈巧的魅力。輕便的裝備和低廉的耗材讓他可以「邊拍邊想」，拍完後可以和演員立刻就結果討論，同一個片段也可以用數個不同的方式去拍。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尊照 Lars Von Trier 的「Dogme」教條，將錄像轉成影片，也因此完全保留了錄像的「粗顆粒美學」；當然，發行管道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必需強調的是，隨興並不等於粗糙，在TVB的訓練讓崔允信學到掌控複雜敘事結構的能力。片中以香港九七為背景，分別敘述三位生活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，在面臨「自我定位」危機的心理過程。嚴謹認真的拍攝方式和井然有序的跳躍式剪接，讓人很難相信這是一部低成本的製作。與吳米森的《給我一隻貓》相同，資金的問題使得這部描述九七大限的影片必需等到2001年才有機會拍成，但是導演緊扣日後的社會脈動，意外地捕捉到時代轉輪下，小人物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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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次「數位影展」當中，「影意志」所發行的作品，除了選映崔允信的《憂憂愁愁的走了》之外，還有麥婉欣的《哥哥》、陳健德的《鐘意無罪》。

「錄影力量」http://www.videopower.org.hk/
「錄影太奇」http://www.videotage.org.hk/
「影意志」http://www.yec.com/

崔允信訪談

問：剛看到片名的時候就覺得很好玩-《憂憂愁愁的走了》。你怎麼會取這個聖經上，好像是「馬太福音」裡的句子？你自己是教徒嗎？
崔允信：我從前是。因為我的家庭其實有很重的宗教背景，特別是我的媽媽這邊。我都忘記了，我的曾祖父應該是牧師。所以我媽媽這邊宗教應該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我小時候會到教會去。但是可能長大之後發現裡面有很多的…，當然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的思想是很好的；但是在這個世界裡面真的要實現出來的時候，會有很多問題。我就想到借用這一個牧師來做為題材。你知道，在片子裡面也說過一個《憂憂愁愁的走了》的故事。因為我覺得那個故事和香港人在1997年前後的情況很像。但是現在你可以看見真的改變了，像七月一日那個很感動的…。但是那個時候的香港人，在97年之前，真的是把所有的時間聚焦在金錢裡面。所他們不知道他們放棄了甚麼，我覺得這個情況很有趣。

問：可是這部影片好像是2001年的片子，你怎麼會在時隔三、四年之後又回頭去看97年的事情？
崔允信：因為資金（苦笑）！我有這個構思是在97年之前。因為那個時候我和許鞍華導演拍一部紀錄片-《去日苦多》。那是台灣投資的，我當她的副導演。訪問很多的香港人，看那個年代的人怎麼看香港，他們對香港的承擔。所以我也想拍關於我這一代，三十多歲的人怎麼看香港。但是你知道，香港的資金不多，這樣的題材也沒有投資者會感興趣。我根本也沒有機會和投資者去談，只是拿給我的導演朋友們看。當然，有很多很有心的導演說不錯，但是他們也幫不上甚麼忙。所以我只能等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的資金。但是你可以看見這部片子的規模很大，如果我想要用底片去拍，也不可能拍得成，所以也是想多找一些資金。但是幸好就是因為99年自己看到「Dogme 95」的片子，Lars Von Trier 的片子，我就想為甚麼不用DV呢？於是我就拿著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的資金，用這個方法去拍。這就是為甚麼影片出來晚了一點，所以我也把後面的東西改了一點，已經有了金融風暴，這些都放進去。

問：那麼這部片子後來的資金等於全部是由「香港藝術發展局」的拍片資金來資助？
崔允信：應該是。

問：花了多少？
崔允信：五十萬港幣左右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香港的城市大學裡教大眾傳播
。片子裡面有個雜誌社是學校裡的一間辦公室，我用了很多那邊的場景。還有，後來他也讓他的學生參加演出。用這個方法把片子拍出來，有很多人來幫忙。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拍DV，所以用這種方式。從前我拍底片的時候的比例大約是五比一；但是，這一次我卻拍了大約六十個小時。很好玩，有點覺得自己好像是王家衛（笑）。

問：那演員的部份呢？你那時候是怎麼選這些角色呢？譬如余文樂，那時候他是還沒有…？
崔允信：這個我要謝謝我的製片，就是拍過《哥哥》的麥婉欣的幫忙。我想，為甚麼我會那麼喜歡「Dogme」拍的片子？可能是因為我拍片向來是關注在戲劇、演員的表現。但是其它像是美術、攝影、造型等這些我都不那麼在行。因為這次我們用DV，所以其它部門的人都可以花多一點時間一同去討論。在選角的時候，麥婉欣幫我很多。我相信有好幾個人都是他介紹的。好像牧師這個角色何華超，他就在陳果的片子裡演過了，可以說是有點名氣。余文樂在那個時候就沒演過甚麼，只有在香港電視台的節目中演出過。可能在試鏡的時候，他表現得很炫、很酷，所以我就選他了。

問：這些演員裡面大部份都有表演的背景嗎？還是很多都是非職業演員？
崔允信：有一點點，像是何華超。另外的都不會有太多，好像是余文樂這些，大多都是在港片裡有一些小角色。另外像牧師的太太，就從來沒有演出過。

問：所以你之前有花多少時間跟他們做排練？
崔允信：不是很多，但就是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談，每一場戲我希望他們表現甚麼出來？然後，可能主要都是因為用DV的關係，所以在現場的時候可以讓他們有很多的即興的演出。然後可以一同看倒帶，在監視器上這麼去做。所以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，知道如何去跟演員溝通。

問：剛看這部片子的時候，我會以為這是一部紀錄片。譬如你拍那些電視的場面，尤其是那些演員，好像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鏡頭前。是因為你們在一起工作，大家都很熟了，所以演員沒有那種和鏡頭有距離的感覺？
崔允信：因為是用手提的攝影機拍，而且沒有大型的燈光。我想跟平常最大的不同是，平常一個演員一聽到：「Action !」，會好像你說的，他會意識到攝影機，但是我不會這麼做，開了機器，我還可以再等他們。然後也不要他們去記太多的東西。好像是往向左邊走兩步…，我儘量…，攝影機像是去記錄他們的行動，而不是要他們去為攝影機做甚麼。我相信這一點是最大的不同。還有，最有趣的，不單是這幾個主要的演員，還有他們旁邊的人，因為他們大約都是臨時演員，有些有很少的經驗，有些是朋友。我不知道為甚麼？只要你不要他們記那麼多東西，很多他們就表演得不錯。我儘量要他們把平常的經驗放進去。

問：但其實我會覺得你這是一部非常有野心的作品。你的規模，然後透過三組人，然後故事的交錯…。甚至我可以覺得它有那種史詩的企圖。可能你沒有那麼大的預算，但是你有那種企圖。你要去寫一個斷代。
崔允信：也不可以這麼說。可能因為我以前拍過一些都是…，當時年輕，拍的都是一些男女啊、愛情啊。我相信在台灣也是一樣，很多輔導金，他們也都是拍這些。他們年輕，都拍比較文藝的，不必那麼沉重的故事。所以我想拍…，就像剛剛我告訴過你的，這是我跟許鞍華導演合作的時候，我想拍關於這個時代的故事。但也不是有很大的野心。我自己也知道，現在片子出來了，可能有些人，特別是香港的人，可能會有一些感覺，好像是他們身邊發生過的是。但是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是，沒有很深入地去探觸過這個問題。所以我覺得它還是一部比較實驗性的東西。

2003年7月於光點台北